對普通讀者而言，宋詩或許難敵唐詩之魅力。但在專業研究界，宋詩是可與唐詩媲美的詩學高峰，且早已成為共識。伴隨時代文化之變，宋詩呈現出異于唐詩的審美趣味與詩學創造。這些特點最為顯著地體現在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陸游、楊萬里等宋詩寫作的典范大家身上。與這些熠熠生輝的名字相比，生活于兩宋之交的詩人陳與義或許略顯黯淡。他沒有那么響亮的聲名，缺少世人耳熟能詳的作品，受到的關注與討論較為有限，學界以之為對象的研究專著亦只有《陳與義詩研究》《陳與義·陳師道研究》等寥寥幾本。在此背景下，美國俄勒岡大學王宇根教授的新作《萬里江湖憔悴身：陳與義南奔避亂詩研究》（以下簡稱《萬里》）不僅因其作為英文世界首部陳與義研究專著而值得重視，其同時也能補充國內現有研究之不足，為重新激活對陳與義的認識與討論提供一個新的起點。

雖非最顯著的大家，但陳與義在宋代詩歌史上占據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位置。錢鍾書稱“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許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詩人”[1]，對其有非常高的評價。在一般性的文學史講述中，陳與義有兩個最為顯著的身份標簽。一是“江西詩派”，嚴羽稱其“亦江西詩派而小異”（《滄浪詩話》），方回則推其為江西詩派“一祖三宗”的三宗之一。[2]一是“南渡詩人”，因其在靖康之難后，有“避亂襄漢，轉湖湘，逾嶺嶠”（《宋史·陳與義傳》）的五年流寓經歷，詩風亦在時代之劇變中發生了重要轉折。王宇根的另一本專著《萬卷：黃庭堅和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聚焦于對黃庭堅詩法的討論，此書選擇以陳與義為研究對象，或許延續了作者考察江西詩派的學術興趣。本書中文書名的副標題為“陳與義南奔避亂詩研究”，似是針對陳與義南渡流寓時期詩作的專題性討論。不過，觀其英文書名，本作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 The Works of Refugee Scholar-Official Chen Yuyi（1090-1139），簡單直譯即“書寫詩歌，避難戰亂：流亡士大夫陳與義的作品”，這一題名或許更接近此書原本的寫作理路：有別于專題論述，作者是以時間順序選取陳與義不同時期的重要詩歌作品進行解讀分析，以此串聯起陳與義完整的人生軌跡，并勾勒出其詩歌風格發展的整體脈絡。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早期作品”（1-3章），關注陳與義早期仕宦、貶謫陳留時期詩歌創作所呈現出的早期風格。第二部分“行旅途中”（4-7章），深入研讀靖康之難后，陳與義棄官去職、南奔避亂過程中詩歌的轉型。第三部分“劫后余波”（8、9章），論述南宋政權趨于穩定后，陳與義受召為官及晚年寓居浙江時期的創作。南奔的旅途及其為詩人帶來的蛻變，確為此書論述的主體與重點，但并非全部。全書的時間跨度涵蓋陳與義的一生，在宏通性的視野下考察陳與義前后詩風的延承、發展與變化，鋪展出一條完整的“詩歌新路”。

以時間順序歷數詩人經歷、串講詩歌文本的寫作方式，并不意味著這只是一本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詩人生平與創作的普及類讀物。中譯書名所加上的“研究”二字并非虛指，準確道出此書的專業性與學術性。這不僅體現為書中對中英文相關研究成果極為豐富的參考與引用，更呈現在作者貫通的文學史視野、對宋代詩學文化的熟稔以及敏銳的問題意識上。《萬里》一書的基本寫作方式仍是北美漢學研究一貫擅長的文本細讀。在具體闡釋時，作者往往從某個具體的用詞或特定的寫作現象出發，以宏博貫通的視野聯系前后書寫傳統，將文本納入詩歌史發展的整體序列中，呈現陳與義在寫作上的獨特性。如論“斷蓬隨天風，飄蕩去何許”一句，即將之與曹植“轉蓬離本根，飄飖隨長風”、杜甫“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等詩句進行對比，以措辭的不同說明陳與義詩中所體現的詩歌姿態。闡釋《風雨》一詩，則與宋玉《九辯》、歐陽修《秋聲賦》及黃庭堅《六月十七日晝寢》三個文本進行比較，分析詩人與世界之間關系的變化。論述《登岳陽樓二首》，則將李白、杜甫、黃庭堅書寫岳陽樓的名作拿來共讀，辨析陳與義更為“理性現實”的凝視目光。作者訴諸文本細讀的學術視野與專業知識，使得此書雖為專人研究，卻具有與文學史對話的縱深感與豐富性。而以陳與義為代表的宋代詩人，究竟提供了怎樣不同于前代的詩學創造，則貫穿于全書的思考與寫作。

值得注意的是，《萬里》一書看似僅以時間順序展開，并無明確的觀點結構，但其寫作實由強烈的問題意識所引導。書中一個個具體的文本分析并不完全相互獨立，而是彼此呼應，交織出幾個關鍵的問題，組成作者理解陳與義詩學的主要線索與基本框架。“外在自然”與“內心秩序”便是書中反復出現的兩個關鍵詞，引領著作者進入陳與義的詩歌世界。

詩歌與外在自然的關系構成作者解讀陳與義詩學的重要框架。這一視角的設定有其特別之處。雖然作者十分關注家國之難為陳與義的寫作帶來的影響，但有別于以“詩史”的眼光考察這類作品、討論詩歌對時事或個體經歷的呈現，作者更看重的是避地湖嶠、行路萬里的切實經歷對詩人與自然關系的改變。在分析陳與義早期詩歌的寫作風格時，王宇根即反復指出，陳與義具有“對物質環境的理性務實態度”[3]，關注“現實和實境的場景”[4]。而靖康之難后避亂于襄漢湖湘、穿行于山間谷底的流離動蕩，則使自然“從作為客體的觀察對象轉變成切身經歷的場域”[5]。王宇根認為，詩人直面自然、體驗自然的這一“切身性”至關重要，它改變了詩歌的書寫方式，作于此時的大量行旅詩顯示出：“自然風景不再僅以陳與義思想情感的喻體存在而被賦予更多的現實性細節”。[6]在具體的文本分析中，王宇根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理論概念。如在解析陳與義作于汝州至光化山間小路上的行旅詩時，作者注意到籃輿代替了騎馬成為詩人的主要交通方式，稱此“有助于詩人近距離地感知觀察路邊自然景物的細微變化”，并將詩中體現出的詩人與自然的近密交流與沉浸式感官體驗概括為“近密詩學”（The Poetics of Intrimacy）[7]。再如分析陳與義避亂時期旅居陌生山野間的寫作時，王宇根特別強調此時的詩歌呈現出一種“全景測繪”式的寫作方式：“陳與義徹底地、全景式地勘測描繪著自己周圍的環境和地形”；詩人試圖以此全方位地把握陌生的風景，詩歌“與現實情境力求密合”。[8]作者并未著力于說明、建構這些概念本身，而是將理論的提出融化在具體的詩藝解讀之中，為文本細讀的技術化展開提供了有效的概念抓手與思維工具。

上述對詩歌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回應了陳與義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問題，并使對陳與義的討論內嵌于更為宏大的學術語境之中。從陳與義個體詩風的發展來看，南渡后與自然的近密關系使其詩突破了江西詩派以才學為詩的詩法技藝，產生出“強烈的情感能量和更為直率的表達”[9]——這一點學界講述已多。但王宇根將此問題進一步置放于詩歌史發展的整體視野中進行觀察。其在緒論中從《詩經》開始梳理中國古典詩歌中的自然表述，并以陶潛、謝靈運及杜甫為代表，說明詩歌處理與自然之關系的模式在宋以前的發展變化。作者將陳與義的書寫置于這一傳統的延長線上，這便為解讀陳與義的詩作設立了一個新的坐標，使其詩具有體現宋詩自然書寫之獨特性的詩歌史意義。而在具體行文中，陳與義與杜甫的關系一再成為作者比較論述的重點。以往研究多強調陳與義對杜甫的模仿學習，尤其是在經歷了靖康之難后，陳與義于亡國之痛與流離之苦中重新發現了杜甫，從學習杜詩之聲律句法轉而“深切體會出杜甫詩里所寫安史之亂的境界，起了國破家亡、天涯淪落的同感”“對杜甫發生了一種心心相印的新關系”[10]。而在《萬里》一書中，王宇根認為陳與義雖試圖內化杜甫的情感與視角，把自己變成另一個杜甫，卻最終無法成為杜甫。其與杜甫之不同，即在前代典范“影響之焦慮”下所最終創造出的“自己的聲音”，反而值得充分注意。作者對這種不同的揭示，依然落腳于詩歌表現外在自然的方式上，稱：“陳與義對現實世界的看法和融入是從比杜甫更為務實理性和更具物質基礎的立場出發的，這一現實物質基礎是他主動化身為杜甫角色的努力最終無法真正實現的根本原因。”[11]《萬里》一書中反復出現“物質基礎”“物質環境”“物質世界”等表述，這些“物質”的意義在中文語境中并不十分清晰明了，其所指大約為陳與義詩歌對現實環境中物理性存在的關注。前文所提及的“近密詩學”，即詩人對自然風景切身化、實景化的書寫，或可理解為這一“物質性”的具體體現。作者認為，與杜甫相比，陳與義的詩呈現出更務實理性、貼近現實的風格。如其《登岳陽樓》詩中“萬里來游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一句，一般認為此句從杜甫《登高》“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化出，具有近似杜詩之沉郁悲涼。而王宇根注意到，陳與義詩中的“萬里”與“三年”皆為與其實際經歷相合的實指性確數，與杜詩修辭性地使用“萬里”“百年”這類虛數不同：“陳與義寫詩的風格和環境則要求他盡可能地指涉現實。與杜甫和其他古典詩人相比，陳與義的想象更受現實物質環境的局囿框束。”[12]而這一特點，是由時代整體性的詩學思想語境所塑造的：“11世紀宋人對意識形態和思想體系上的凝聚合力以及情緒情感上的鎮定自若的集體追求，決定了陳與義要比杜甫作詩更加關注思理的細密和與物質現實的契合。”[13]因此，陳與義與杜甫之差異，所體現的乃是唐宋兩個時代詩學觀念的轉變。由此，作者將對陳與義的討論延伸至對宋詩藝術特性的思考，也使本書中所提出的理論概念與詩學觀察，具有超越陳與義一己詩風、適用于對宋詩之整體研究的普泛意義。

詩歌對詩人“內心秩序”的呈現，則是作者闡釋陳與義詩作時的另一關注焦點。王宇根認為，詩歌所表現的自然風景與詩人的內心世界具有同構關系，“可以視為其內心世界的鏡像”[14]。因此，通過觀察詩歌對自然的呈現方式，即可窺知詩人內心的悸動與變化。如書寫“自然景物在晨光微明中的次第復蘇”，對應著“客行者身體和心靈所經歷的覺醒過程”[15]；而描繪一場春日大雨，則可以“生動鮮活地象征詩人內心的情感風暴”[16]。如是，作者對陳與義詩歌自然書寫的關注，便自然地導向對詩人內心世界的探尋。

“景”與“情”的關系或許是個過于古老的話題，但王宇根的討論并不著力于描述或歸納自然風景在詩歌中所具有的象征性意義。有別于詩歌寫了什么，作者更為關注的是詩人“怎么寫”，即詩歌語言如何組織風景的呈現。書中的文本分析十分注意剖析陳與義詩歌的“言說方式”。王宇根將“敘述上的井然有序”[17]視為陳與義詩歌語言的一大特點，認為其詩在敘述眼前風景時，常常“通過找尋、體認、列舉外在物體的方式來象征性地掌控某一場景”[18]。外在的自然景物本無一定的秩序，而詩歌的表達方式便是對自然的重新組織，賦予其穩定的秩序與規則的結構：“陳與義的敘事是刻意控制的、節奏是精心排布的……他在一開始就搭設好了舞臺，布好了景，令詩中那些似乎是偶遇的場景順次展開”[19]。而自然風景映照著詩人的內心狀態，因此，借由詩歌對自然秩序的整理與呈現，詩人同時也完成了對其內心秩序的建設與表達。這一觀點貫穿于作者對陳與義詩歌的具體細讀中，如在分析《登岳陽樓二首》時稱：“他一一列舉自然風景中的物體，以此來對其加以整理，同時也是在整理自己的內心秩序”[20]；評述《十七日夜詠月》中詩人對周圍圖景全方位地探測與辨識：“表露出陳與義急于尋找準確的地理與心理雙重定位與方向導航的迫切需求。”[21]詩人訴諸外在風景的視線聯動著其內在心理的狀態，而詩歌寫作則是溝通內與外、使自然具有安頓內心之作用的重要方式。借此，《萬里》一書構建起“觀看自然的眼光——詩歌寫作的形式——內心秩序的建立”三者之間的強對應關系。

由此，王宇根將其思考推向何為“詩歌的作用”這一更為本質化的追問。在作者眼中，這也是對陳與義而言至為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在經歷了時代劇變之后，戰亂打破了一個傳統士子穩定的人生進程、也從根本上破壞了詩人的內心秩序。現實中的“行旅”亦可視為一場精神性的探尋，而詩歌寫作正是詩人于破碎中“重整心境和世界的方式”[22]。作者反復強調詩歌“作為詩人內心力量終極源泉”[23]的重要意義。在價值失序、前景未知的浮動亂世，詩歌更是“確定性之支柱”[24]，具有“將詩人的經歷經驗錨系穩定于‘浮世’之中的功能”[25]，以其所提供的恒定價值，幫助詩人在亂世中重建平衡、于動蕩中終獲平靜。正如此書的英文書名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所示，書寫與避亂的關系并非并列、而是因果：正是借助詩歌寫作，詩人才得以于兵火戰亂中保存自身。詩是亂世之人隨身攜帶的避難所。

對詩歌本質功能的叩問，賦予此書的寫作一種精神性的感人力量。作者將其強力的思考，灌注在對陳與義詩歌每一個用字、每一處目光、每一種姿態的討論中，所得出的結論時而給人以全新啟示，時而卻不免讓人覺得有些用力過度。古人寫詩，并非首首皆嘔心瀝血而為，尤其是伴隨詩歌寫作的日常化發展，宋人詩歌不乏沿襲陳式、套用俗言的隨意之作。作者的論述過于強調陳與義在寫作上的獨特性，其頗具深度的解讀有時似乎放大了陳與義的詩歌表達所具有的象征意義，將具體作品中的局部細節直接導向較為宏大的結論。至如陳與義與杜甫等不同詩人創作上的差異、唐宋兩個時代詩歌風格的轉型，亦往往僅由一二作品、幾個用詞的比較中得出，缺少對整體寫作圖景的揭示。當然，這些學術判斷基于作者對宋代詩學的充分了解與整體把握，然而假若行文中能以更豐富的材料加以佐證說明，對特定表達在詩學發展中的變化脈絡予以更為細致的描繪勾勒，書中的論斷或許對讀者而言會更具說服力。

此外，如前文所言，此書是在明確問題意識引導下的寫作，故而作者的文本分析，其結論大多指向對陳與義如何處理詩歌與自然的關系、如何安頓內心世界之秩序的回答。這固然是敏銳的觀察，但也隱含著作者對陳與義詩歌書寫目的之預設。作者的論述不說“詩歌表現出”，而喜歡以“詩人”為主語，陳述其寫作中的動機、追求與努力，諸如“詩人追求澄明與秩序的嘗試一開始以失敗告終”[26]“他始終將揭示和描摹景物中的內在連貫性視為其隱含目的”[27]等。對詩人寫作心理的深度代入或許是作者有意選擇的一種“沉浸式還原閱讀法”（immersive approach）[28]，卻也容易讓人心生懷疑：詩人的寫作是否真的具有如此明確的自覺性與目的性，是在有意識地處理作者所舉出的這些問題？作者似乎把每一首詩都當作了詩人嚴肅的哲學思考來討論，預設了詩人具有本質化的心靈困惑，需要依靠詩歌寫作來解決——并在每一首詩中都解決一次。在《萬里》一書中，作者屢次稱不欲過度闡釋陳與義詩歌中的政治隱射。政治索隱的解釋框架即內含著對文本寫作目的的一種強預設，作者對此顯然并不接受，但又似乎在有意無意間選擇了另一闡釋框架，通過預設詩具有解決焦慮、安頓內心的功能，來安置文本的意義。而這一預設在多大程度、什么意義上符合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陳與義詩歌寫作的實際，或許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也需要更多的論證。

總之，《萬里》一書借由對陳與義詩學創造的討論，呈現出作者對何為詩歌、何為詩人等問題的深層思索。引發人敬意的，正是這樣一種執意向前、尋找終極答案的探尋姿態。在一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的時代，詩歌具有怎樣的功能，是否依然是浮世中的錨點，能助人找到內心的穩定與平衡——作者在書中所審視與叩問的，或許不僅僅是陳與義所面對的困境。與歷史上的無數詩人一樣，作者選擇拿起手中的筆，嘗試以思考作為回答，在書寫中重建秩序。